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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为布罗茨基为1987年12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一届Wheatland文学大会所作。据On Grief and Rea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译出,参考了王希苏译本《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十二月寒冷的夜晚,在这间照明完善、体面诱人的房间里,谈论流亡作家的苦难的时候,且让我们暂停一分钟,来想想那些——可以说很自然地——没能走进这个房间的人们。让我们想一想,比如,那些正徘徊在西德街头,对周遭现实茫然无知或无限嫉妒的土耳其Gastarbeiters[1]。或者,让我们想想那些正在公海上漂泊的,或已在澳洲腹地某处落脚的越南船民[2]。让我们想想,那些在躲过边境巡逻,从南加洲的深沟险壑里爬上美国领土的墨西哥苦力。想一想那些在沙特或科威特成批登陆的巴基斯坦人,流油而富的当地人所不屑的下贱工作,他们群起而争之。想一想那些逃避饥荒,长途跋涉,穿越不毛而涌入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或者是相反,涌入索马里的埃塞俄比亚人?行了,我们可以到此为止,因为一分钟的想像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这个单子还可以加长很多很多。没有人统计过这些人的数目,将来也没有人——包括联合国的救援机构在内——会去统计:他们成千上万,无法统计,他们组成了所谓的——由于缺乏更好的字眼或更多的同情——移民。
无论这一现象最贴切的名字叫什么,无论这些人出于何种动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也无论他们对他们所抛弃和加入的社会将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很难再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流亡作家的苦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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