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游记】三七市董义庄

绿蚂蚁 · 发表于 2020-12-28 17:36:18

董杏芳的发迹史，是中国近代社会嬗变和上海商埠崛起的一个缩影。近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向东是大海》中人物的塑造就有董杏芳子孙们的影子。

　　在余姚市三七市镇的幸福村，有一条二里路长的义庄河横贯无择浦和彭王浦，再由浦入江，向东是大海。以汉孝子董黯的42世孙、福建转运司提举董添致仕后徙居求贤里的旧宅为中心，宋咸淳十年（1274）以来，700多年的子孙繁衍，河两岸散落了七八个董姓聚居的村落。南有前新屋，北有后新屋，东新屋与东庄居南北两岸，大门头与堰头隔河相望。古老的义庄桥、旺家桥横架河上，闻名遐迩的董义庄就坐落在河的南岸。相对于石步叶氏的上义庄，后新屋董义庄俗称下义庄。

　　顾名思义，董义庄是董氏创建的。91岁的董师耀老人告诉笔者，彭王浦西岸有董氏宗祠，建筑恢弘，颇为壮观；堰头有俗称“姬祠”的女祠。设女祠，打破“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应该是董黯母慈子孝传统思想的体现。在东庄桥头，还有乾隆八年知县倪子本为董晋陛妻周氏立的节孝坊。老人说：“1949年前，每年的正月初一，董姓的男人们都到大宗祠祭拜，回家时领两只大馒头；女人们可进姬祠祭拜，出门发一对素包子。”

　　义庄的创始人是后新屋的董杏芳父子。后新屋，曾经是江南地区罕见的城堡式的建筑群，是三七市董氏聚居的最大的村落，如果能留到今天，无疑是江南的“乔家大院”。陪笔者实地采访的陈显忠老人说，他小时候，后新屋四周还有高高的围墙，人们只能从东西南北四个门进入村庄。黑色的双扇大门包着铁皮、钉着圆顶的铁钉，朝开夕闭，不但有门岗昼夜值班，还有更夫巡夜打更。村中有200多户人家，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无论雨雪，可以不湿布鞋走遍全村。乾隆四年（1739），董杏芳就出生于这里，其父董羽丰是当地有名的孝子。

　　董杏芳的中年时期往返于东北与上海，以经营南北货、参药掘得第一桶金。随后，其儿子经营大生沙船号并兼营房地产业，沙船号拥有沙船近百号，其规模远远超过镇海的李也亭。董杏芳的孙辈更有作为，他们在上海、汉口、杭州、宁波等地广开钱庄，为当时上海最有名望的九大钱业家族之一。正因董氏有这样一份家业，为兴办乡村义庄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实，董氏的善举远不止是义庄。据光绪志记载，“咸丰间粤寇起，（秉愚）先后助饷十万金。家居以孝悌为本，尝举圣经贤传，切近身心者规勉后进。自奉节啬，而闻善勇为……。子封青，恤孤贫，培寒畯，振灾捍患之事罔不与。道光之十五年全浙大旱，二十三年大水，并发粟行振。粤寇起，集乡兵以卫。”

　　后新屋的承志堂俗称“大堂前”，至今尚留半边，主人就是义庄的投资者、董杏芳的第三五六房。据光绪《慈谿县志》记载：“杏芳服贾起家，见义必为。增远祖祀产，刊阖族谱牒，出巨资不稍吝。尝欲仿宋范文正公遗法置义田以赡族属，有成议。遘疾而殁，年七十有四。迄道光之十五年，子秉熙、秉愚、秉恒遵父遗命成义庄。有司以杏芳名闻于朝，旌义行附祀忠义祠。并予‘乐善好施’字样建坊表闾。”清人缪梓撰的《承志堂义庄记》说，“（杏芳）尝慨然欲举文正之遗规，未及为而卒。副室杭恭人守赠君之训，以勖诸嗣君。嗣君秉熙、秉愚、秉恒等继承先绪，合出缗钱十三万贯，置田三千亩，廪族之邃难者五百余人，人日一升。又为置义塾，贫而无师者，悉就业焉。治屋若干楹，为祀先之室，为讲艺之堂，为贮谷之舍，为治事之所皆备。经始于道光之十二年，蒇事于道光之十五年。甚矣，赠君之好行其德，而嗣君等之善成厥志也。”董杏芳卒于嘉庆十七年（1812），有成议的义庄因其去世而搁置。

　　道光十二年（1832），在董杏芳逝世20周年之际，杭氏夫人主持家庭会议，会上杭氏所出的兄弟三人达成共识，三年后（1835）终成义庄。义庄亦名承志堂，含秉熙、秉愚、秉恒和四房之子长青继承父祖遗志之意。董氏义庄规模为甬上第一，有书塾3所，田2310亩，山14亩。义田遍布半浦、三北等地。据董师耀老人回忆，他年轻时在义庄道地晒谷，当时拥有运粮的百官船五艘，义田已号称万亩。每到稻谷入库季节，插着“董氏义庄”旗帜的船队，浩浩荡荡地由无择浦或由彭王浦进入义庄河，埠头热火朝天。

义庄善举，历来是宁波商帮的佼佼者所为。自大名鼎鼎的《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首创义庄以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名言妇孺皆知，历代效仿范公的大有人在。尤其在十九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忘回报社会，各地义庄如雨后春笋。义庄大多侧重于宗族内的扶贫帮困、助学助考，如董氏承志堂大厅抱柱联所述“为鳏寡孤独废疾有恙育幼养老”。据光绪志记载，自乾隆廿六年至光绪廿三年的136年间，慈溪全县在官府登记的义庄（包括义田、义塾）有27处，其中有田10295亩、地962亩。有的义庄还另设义仓，规定专门用作本邑的“荒歉济赈”。由此可见旧时乡贤的道德情操。

义庄是旧时代儒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的具体实践。治国以齐家为基础，义庄不仅是对家族的保护，也以减轻国家负担为目的，正如缪梓所叙，“今董君一举而出巨资十余万缗。岁养族人数百余人，可不谓难矣。且国家之生齿繁矣，朝廷之度支有额矣，其博施济众不能不为尧舜病，势无如何也，使一邑之富厚而有力者，各厚其族如董氏，则天下之民无冻馁者矣。”义庄的意义就在于此，对社会的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官府的支持和保护。董杏芳被附祀忠义祠，义庄前立“乐善好施”牌坊，即是官府为弘扬善举、鼓励先富起来的人为社会多做贡献的举措。

旧时的义庄是值得怀念的，创建义庄的人们是值得尊重的。窃以为，以义庄为代表的民间慈善业，到今天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