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跟着历史见证者，一起回到50年前......

余姚早知道 · 发表于 2023-3-16 11:08:34

今年乃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五十周年，参与遗址发现、发掘的亲历者半数凋零，已成故人。一些有关文章亦有得此遗彼，循讹而泯实者。当年我在县文教局分管文化业务。现根据旧时笔记，参阅文献印证辨析，怀虔诚之心，撰写此文，以纪念当年那些不该忘却的人与事。

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记略
- 钱百治 -

河姆渡旧称黄墓渡，位居姚江中下游。当年隶属余姚县罗江公社。罗江地势低洼，农田水利基础建设薄弱，雨多洪涝，禾苗受淹；雨少干旱，庄稼枯损。旧时有民谚称：“烂糊罗江破歧阳，三百斤一亩连根拔”。

1973年夏，罗江公社为提高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征集百余民工在河姆渡村北、郎墅桥村东南，原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增设大功能排灌机械。工程由公社农技站长徐金甫负责实施。当基础工程掘进到三米深时，发现大量陶器碎片及鹿角等动物遗骸。引起徐金甫与正在附近筹建公社农机厂负责人周观明两人重视。遂于6月28日清晨，向前来工地检查工作的公社负责农业生产的罗春华副主任汇报。罗对此也颇感兴趣，遂携带徐、周两人收集的陶片、兽骨回公社。

（河姆渡文化一期左图：水鹿角右图：梅花鹿角）

当年罗江公社聚集了一批文化人：公社文教卫副主任刘小咪、宣传委员戚履苇、妇女干部陈云英（曾系县文教局文化干事）、教育干部罗继本等。他们均知晓邻近的上林湖越窑遗址是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窑始建于晋，唐时极盛，所产“秘色瓷”曾远销海外。大家认为现河姆渡排灌站出土的陶片极可能是文物，有考古价值，建议向县有关部门报告。

6月30日上午，罗春华向县文化站汇报了此事。县文化站原为县文化馆，此时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简称文化站。站长郑保民是六零年北京下放加强基层的中层干部，长期在文化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听取汇报后，即令刚从城南拓完明代碑文的文物干部许金耀赶往工地现场勘察。

县级文化部门原无专职文物干部，1970年始设置。许金耀担任文物干部不足二年，但其勤奋好学，工作踏实。1972 年参加省文管会举办的县（市）级文物干部培训班，并参观考察余杭良渚、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三个月培训学习收获匪浅，快速提升许的业务水平。

7月2日，许金耀奉命到达罗江排灌站工地时，戚履苇、罗继本已等候多时，三人跳入扩建地基三米深坑内，见坑壁明显分为五层，上两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呈现三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其陶片、骨器、石器等物件与良渚、马家浜文化遗址相比，内容更丰富，年代可能更久远，其价值不可小觑。三人即赶回十里外的公社驻地。

许金耀因已无回姚车辆，遂连夜打了三个电话，向在丈亭开会的公社书记汇报。主持会议的区委书记王康林，在城北时与许共事多年，了解其办事认真、作风严谨。听取许暂停排灌站施工提议后，犹豫再三，一是“破旧立新”狂飚余威尚在。二是各级政府正在响应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号召，兴修水利。排灌站扩建原计划八月底完工，关系到罗江 14000 亩晚稻旱涝保收。停建工程，影响生产，后果严重，风险实难承担。许金耀以其业务自信心和勇于负责精神据理力争，其提议终于得到区委认可。同时许又分别向县委办公室值班的方尧载和文化站长郑保民作了汇报。

次日，许金耀携带部分出土文物返姚，在郑保民带领下向县委副书记戴竹馨作了详细汇报。戴副书记受过高等教育，深知文物重要意义，全力支持文化站建议，并指示立即向省有关部门汇报，罗江排灌站停工待命。

7月5日，许金耀赴杭向省文管会汇报。因当时浙江史学界存在“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传统观念。且河姆渡属海相地貌，地质年代近，地势低洼，地理环境差，不适宜古人类居住，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省文管委将许金耀送去文物留下，以“研究、研究”作答，未引起重视。

许返姚后，多次电话询问省文管会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河姆渡排灌站新掘地基面临坍塌，公社、区、县农业部门多次催询。许金耀三次赴杭，最后找省博物馆考古专家、曾是许参加文物干部培训班时的老师牟永杭详谈，牟深感许苦衷与压力，即向省文管会建议，请在宁波保国寺被白蚁蛀蚀梁柱，进行加固工作的省文博专家王士伦去现场察看下，以给余姚明确答复。

7月18日，王士伦来到罗江排灌工地，查勘坑内已发掘文物后，完全赞同许金耀判断，认为此处系浙江省从未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遂拍摄现场照片，于翌日携标本返杭。

省文管会、博物馆当年合署办公，文物专家们对王士伦带回的标本和陈述，兴趣盎然。尤其是那块浙江省首次出土的夹炭黑陶片，众人均爱不释手，摩挲再三，蓦然触发职业上特殊感情，对其产生新鲜感，诱惑力。省文管委即决定组织力量赴姚进行抢救性发掘。

7月22日，省文物专家汪济英、劳伯敏、傅传仁、魏丰一行四人来到河姆渡，发现新扩建排灌站机房基地已挖得很深，旧机房岌岌可危。土方范围内文化层已被挖得一片狼藉。汪济英等人将此作为一号探方（T1），头顶骄阳，脚踩烂泥，弯腰剔土。为早日解除旧机房塌方威胁，文物专家抢时间挑灯夜战，除克服溽暑闷热、腰酸背痛外，对灯光引来的各类虫子叮咬，毫无办法，其痒且痛感觉，只能强忍。经几个昼夜苦战，一号探方又深挖一米，出土文物一百多件。一号探方文化层大部分已遭破坏。汪济英在6米外东北角，布了5x5的2号探方。2号探方位置很不理想，因姚江多次泛滥改道，探方内淤泥层深厚，清理结果，收获甚微。只能在2号探方东南 80米处，布一条5x3深沟，经十天挖掘，共出土有釜、罐、盆、盘、钵等黑陶器，石器、木器、兽牙饰品及猪、牛、犀、象、鹿、虎、猴、獐、鱼类等野生、家养动物骨骼，菱角、橡子、酸枣等植物遗存。其中出土的骨耜（铲）、骨针、陶纺轮、带榫卯的木构件、斧、锛等黑曜石器为浙江省首次出土文物。

汪济英认为试掘工程虽收获不少，但规模小，时间仓促，仅为管窥蠡测。为此省文管会决定在冬季干燥少雨农闲季节正式发掘。

余姚县有关部门根据省文管会要求作了些前期安排。当年通往河姆渡遗址现场的交通线有三条：一是乘火车在萧甬铁路叶家站下车，经罗江公社须向南步行十余里。每日班车对开二趟。王士伦等多乘火车往返。二是在姚江北岸通济桥以东 500 米处，乘汽船沿姚江东下，可直达河姆渡，每日一班次。姚城采购的遗址发掘所需物资全靠汽船运输。三是在姚城南站乘长途汽车到河姆渡站下车，穿过叫“元宝山下”的村庄步行二里多小路，到达河姆渡口，摆渡过江。为方便省文管会物资运输，余姚有关部门合作在河姆渡站向西二里处，沿浪干山脚开辟一条简易公路。杭州来的大货车可直达河姆渡口。

余姚县委指定郑保民担任省文管会与余姚县有关部门联络协调工作。抽调余姚一中总务主任楼忠轩负责发掘工作后勤保障：征集民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提供生活用品等。

第一期发掘于1973年11月4日开工，到翌年1月10日结束。发掘面积630平方米，开探方34个（其中8个探方因姚江冲刷，只见淤泥，无文物遗存），出土文物1600余件。

第二期发掘于1977年10月8日至1978年1月。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开探方20个，出土文物4700多件。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现场）

参加考古发掘由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考古专家刘军、牟永杭、梅福根、姚仲源、劳伯敏、魏正瑾、吴玉贤七人组成，刘军为领队。同时吸收杭州、温州、嘉兴、宁波、衢县、丽水、吴兴、平湖、安吉、桐乡、慈溪、奉化等地区、县级文物干部参与。既协助野外考古发掘，又能通过实践，提高地区、县（市）级专职文物干部业务素质。其中深得省考古队赞赏的有东道主余姚的许金耀，协助楼忠轩上下联络、后勤保障，虽体质较差，但重担在身，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奉化的王利华，入伍服兵役时，部队曾推荐他在浙江美术学院进修一年。其素描功力扎实，出土重要文物的平面图、剖面图、干栏式建筑板桩层次图均出于他手，他绘制的出土文物方位、轮廓、细节，精准细致，比考古专业人员犹过之无不及。其绘的木结构水井图，清晰度、层次感是照片难以达到的。

（第二层木构水井平面图）

省博物馆自然部的动、植物专家魏丰、黄以之及王士伦、汪济英和财务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次往返杭州与发掘现场，协助鉴定文物及后勤支援。

现场野外考古发掘既辛苦又严谨。探方表土揭取后，接下去的挖掘不能大刀阔斧，只能用专门打制的小锄头、小洋镐、小铲子，小心翼翼抠挖，每天掘进深度一般不超过10厘米。探方内不准使用小凳子、小椅子等坐具。遇到重要遗迹及地层划分，考古人员进出坑内集体会诊，成为常态。为保证探方内净洁，不混入外来杂物，考古人员不准带工作包入内。每天八小时野外作业完毕后，还须将坑口打扫干净。晚上每位考古人员须将当天出土文物编号制卡，填写登记表和坐标图，书写发掘日记，劳累程度可想而知。

河姆渡文化遗址高水位给发掘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发掘至一米深时，地层已经很潮湿，二米深时开始渗水，三米以下，水位基本饱和，发掘工作犹似水中作业。每天收工后，经一夜渗水，第二天探方内已“水漫金山”，泥泞不堪。考古人员在不影响质量前提下，在探方最深处先挖个小坑，汇集渗水，次日用水泵抽干。到后期，水越来越大，只能白天将小坑水随满随抽，晚上派人值班抽水，以保证次日考古人员顺利进场作业。

河姆渡文化遗址表土层10-43厘米灰黑土，冲积土层为 20-40厘米灰黄土。下面共叠压四层文化层。第一层文化层为黄褐色灰土10-105厘米，距今 5500-5000年，第二层文化层为黄绿色土20-35厘米，距今6000-5500年，第三层文化层为砂质灰土65-115厘米，距今6500-6000年，第四层文化层为黑褐色灰土100-165厘米，距今7000-6500年。四层下面系青灰色海相亚黏土。每文化层之间有80-155厘米不等的冲积土层分隔。

（T24板桩层位图）

两次发掘出土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大。分文化遗物和自然遗物两大类。文化遗物包含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首次在中华大地出土近百件的骨耜，是重要农耕生产工具。300多件骨镞、骨鱼镖系渔猎工具，石斧、石凿、石磨盘、石球等石器，木矛、木杵、木桨等文化遗物表明河姆渡先人已处于耜耕农业与渔猎相结合生产阶段。

（河姆渡文化一、二期石斧）

（河姆渡文化四期穿孔石斧）

（河姆渡文化一期木桨）

在生活用品方面的文化遗物出土最多的是釜、钵、罐等炊、饮、贮陶器。下层出土的器形不规整，胎壁厚薄不均，系全手工制作。上层陶制品已使用轮制技术，内外壁光滑圆润，造型优美，并有装饰刻划。还出土三片彩绘陶片。陶纺轮、骨针、绕纱棒、梭形器等十余种出土文物属于编织工具。木构水井由200多根木桩、长圆木组成，内心边长2米的正方形竖井。干栏式建筑由数百件带榫头和卯口的柱、梁、枋、木桩、木板等木构件组合而成，可防潮防野兽袭击。

（河姆渡文化一期稻穗纹敛口陶钵）

（河姆渡文化二期直口陶釜）

（河姆渡文化一期陶纺轮）

（河姆渡文化一、二期骨针）

河姆渡先人还创造了原始艺术品，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骨笄、骨坠，陶猪、羊、鱼等工艺品制作精致、图案简约淳朴。出土的吹奏乐器骨哨、陶埙，打击乐器编组木筒等被国内外学者认定开创了乐器先河。反映了河姆渡先民在解决温饱物质满足同时追求精神需求。

（河姆渡文化二期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

（河姆渡文化二期骨笄）

（河姆渡文化三期人首陶塑）

（河姆渡文化一期陶猪）

（河姆渡文化一期骨哨）

自然遗物最珍贵的是厚度40-50厘米的稻谷、稻杆堆积层，数量惊人。著名农学家游修龄教授根据稻谷外形、粒重、谷物长宽度、稃毛分布等分析，认定此稻谷为我国最早籼亚种中晚稻型的人工栽培水稻。除稻谷外有连同瓠皮出土的小葫芦及成堆橡子、酸枣、菱角、芡实等可供食用的植物果实。

（河姆渡文化一期稻谷）

（河姆渡文化一期左图：橡子右图：芡实）

遗物中出土大量哺乳类、飞禽类、鱼类，爬行类动物骨骼48 种。其中猪、狗、水牛等已为饲养家畜。

（畜圈出土情形）

河姆渡文化遗址年代确定，须经碳14同位素技术鉴定。考古队将各层出土文物分别严密包装后，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C14测定年代实验室。同时还须二份“旁证材料”：遗址五公里内土壤石炭岩成份及原子弹爆炸前生长在野外的树木一段。经半年测定，认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1至4文化层文化遗存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7000年。

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之丰富、年代之久远，引起国内外轰动。以国家文物局考古泰斗刘启益、石兴邦，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及新华总社记者为首专家、学者前来指导、参观、考察、报导者络绎不断。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河姆渡遗址》时，还请来了东海舰队直升机对遗址野外考古进行全景俯视拍摄。凡此种种，皆为浙江省考古史上首次。

嗣后不久，省考古队梅福根、吴玉贤出版了《七千年前的奇迹》一书，总结了河姆渡文化遗址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成果，奠定了河姆渡文化遗址作为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地位。

半个世纪以来有不少文章提及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性。本人认为余姚人杰地灵，历来有文献名邦美誉。民众对传统文化具敬畏之心、维护之情。河姆渡文化遗存在抗战时期挖掘战壕及1950年修筑江塘时都曾出土过，因处于特殊时代，未引起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逐年增强。1973 年河姆渡文化遗址是七千年河姆渡先民智慧和劳动结晶，是余姚民众和基层干部积极举报，文物干部业务自信，果断甄别，执著坚持及各级领导重视的支持下，得到省文物专家艰辛发掘，使得河姆渡文化遗址成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发祥地之一。

（余姚生活网据钱百治先生提供资料，进行扫描、整理。）